地理位置优势、政府对海外商学院的欢迎以及跨国企业资源，都使新加坡在商学教育上胜过亚洲其他国家。

已故的李光耀（常常被称为现代新加坡的创始人）曾希望新加坡成为亚洲教育中心，或者用他的话来说“东方波士顿”。

这一愿景，再加上新加坡的地理位置、政府非常欢迎海外商学院以及很多跨国企业选择这个城市国家作为区域中心的事实，让新加坡成为商学教育的亚洲领军者。

管理咨询公司——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全球公共部门业务负责人陈世雄(Vincent Chin)表示，尽管商学院之间的竞争激烈（特别是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等市场的竞争），但新加坡在教育质量和就业机会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

新加坡管理大学(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的一篇论文指出，这个城市国家商学教育的渊源可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在澳大利亚和美国培训师资，此举帮助新加坡在接下来10年推出首批MBA课程。

2000年，顶尖商学院、在英国《金融时报》全球MBA排行榜上位列第二的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在新加坡开设校区，这是国际商学院在亚洲开设的首个校区。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院长伊利安•米霍夫(Ilian Mihov)指出，多元文化以及这个城市国家对“知识经济”的强有力投资，是该校选择新加坡作为亚洲大本营的主要原因。

香港落选的原因是，上世纪90年代末欧洲工商管理学院考虑在哪里开设新校区时，适逢这个特别行政区回归中国。米霍夫表示：“那里有一些风险。”

尽管香港被视为中国内地的门户，并因此受到重视，但新加坡被视为更广泛的亚洲地区的入口。在新加坡设立地区总部的很多跨国企业反映出了这点，同时它们也为毕业生带来大量就业机会。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管理学院(UCLA Anderson School of Management)高管MBA课程副院长乔治•英格索尔(George Ingersoll)指出，这是加州大学与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推出联合高管MBA课程的一个原因。

英格索尔表示，新加坡国立大学与邻近国家的关系一直是“该课程的巨大资产”，“他们的关系肯定超出了我们本来能够企及的水平。”

对于海外商学院而言，新加坡是一个相对容易驾驭的市场。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部副院长约亨•维尔茨(Jochen Wirtz)表示，“明确的商业环境”意味着不需要非常了解当地习俗和非正式人脉网络就能做成事情。维尔茨补充称：“官方渠道有效运行。”

新加坡经济发展局(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是这个过程的关键，上世纪90年代，该局为新加坡与海外学府签订首批协议奠定了基础，这些协议旨在将海外的研究生学位课程引入这个城市国家。

就欧洲工商管理学院而言，该局帮助其与政府土地开发商裕廊(JTC)等政府组织取得联系，这方面的帮助是该校设立新加坡校区的关键。“他们帮助很大，”米霍夫表示，“在其他很多地方，地方当局可能会说‘自己找地儿去吧’。”

然而，新加坡作为区域商学教育领军者的地位并无保证。随着中国及海外的学生希望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攻读商学学位，中国商学院的竞争力日益增强。

例如，今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跻身英国《金融时报》全球MBA排行榜10强，这是自2009年以来首次。

香港与中国内地的密切关系也让香港成为一个颇具吸引力的商学教育中心。2013年，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Chicago Booth School of Business)将其亚洲高管MBA课程从新加坡迁到香港，以求提高其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这对新加坡是一个打击，该学院的新加坡校区已有13年历史。

话虽如此，中国可能破坏了其对海外学府的吸引力，过去一年，随着中国共产党加强对内地高校教育机构的控制，监管机构结束了五分之一的中外大学合作。

但对于波士顿咨询集团的陈世雄而言，新加坡的真正竞争对手是马来西亚、印尼、越南或泰国等日益壮大的东南亚市场。

“如果他们搞得好，学生们将直接到那里去。为什么要经过新加坡？”他表示，他补充称，新加坡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称，新加坡是全球最昂贵的10个城市之首）可能会损害当前的优势。

来源：FT中文网

译者/梁艳裳